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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形式，不论透过洞窟还是壁画来观察具体的乐舞，都可以发现其形式是与佛教紧密结合的。敦煌乐舞图像中乐伎和舞伎的分类标准一直沿用以佛教形象作为区分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最为直观、有效。以乐舞图像绘制的位置而言，洞窟窟顶四披、四壁上段以及龛顶位置通常会绘以天宫乐伎、飞天乐伎、天宫舞伎、不鼓自鸣乐器这一类与佛国世界中天界相关的乐舞图像，而菩萨、药叉、化生、世俗类的乐舞伎则大多出现在壁面的中段或下段位置。在经变画中也是如此，不鼓自鸣乐器位于天际的部分，乐舞组合出现在说法场景前部，迦陵频伽乐伎更多分散在说法场景的周边区域，以上这些与佛经文本中的记载是能够完全呼应的。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老杨收受林某1000元钱款的性质，应当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录音及视频资料与老杨、林某书写的情况证明是在公司调查时形成的，并且涉案款是林某转给老杨的，林某并未陈述是替妻子归还老杨的垫付款，相反认可是“红包”“慰问费”，结合公司调查时老杨在录音视频中的陈述以及老杨书写的情况说明，有理由相信1000元款项是林某支付老杨的好处费。因此，本院对于老杨否认收取好处费的辩解不予采信。

　　　　三国时期，墓志尚未广泛应用，再加上盗扰，这让判断墓主人身份成为此时期考古工作的一大难题。此前几座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三国墓葬，都依靠的是出土器物上残存的文字信息，如著名的安阳曹操高陵发现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石牌、洛阳曹休墓出土“曹休”铜印、马鞍山朱然墓出土写有朱然身份信息的木刺、南京五佰村丁奉墓出土刻有丁奉身份信息的砖地券。此次确认张昭墓的重要依据是M170出土的两方金印。两方印皆为龟钮，阴刻篆文，一为“辅吴将军章”，一为“娄侯之印”。据《三国志》，拜辅吴将军者仅张昭一人，爵封娄侯者仅陆逊、张昭两人，而陆逊于夷陵之战后已改封江陵侯，故两印的主人只可能是张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