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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作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唐会要》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

在宣讲环节，射击奥运冠军刘宇坤、拳击奥运冠军杨倩、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分别讲述了自己的运动经历和对体育、对冠军的理解。刘宇坤说：“我的这枚金牌，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是教练、保障团队的无私奉献，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这一次，中国射击队是身穿国产射击服参赛的，打破了之前外国的装备垄断。”

　　　　2024年12月27日上午，一些早于开幕式时间赶来观看冬捕作业的游客，却遗憾地错过了他们希望见证的“红网”时刻。“红网”的说法一般用来形容单网捕鱼量达到10万斤的场面，当渔网被拖出冰面，数万尾鲜鱼翻腾着随网而出，那场面总能令观者欢呼。马文岩说，前一晚通宵捕鱼成果不错，提前“打了个大‘红网’，三大网打了100万斤鱼”。在冰面的一处入口，数辆卡车缓速通过关卡上岸，受当时冰面厚度限制，每辆车为控制重量，一次只能从捕鱼现场运走少量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