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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墓志尚未广泛应用，再加上盗扰，这让判断墓主人身份成为此时期考古工作的一大难题。此前几座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三国墓葬，都依靠的是出土器物上残存的文字信息，如著名的安阳曹操高陵发现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石牌、洛阳曹休墓出土“曹休”铜印、马鞍山朱然墓出土写有朱然身份信息的木刺、南京五佰村丁奉墓出土刻有丁奉身份信息的砖地券。此次确认张昭墓的重要依据是M170出土的两方金印。两方印皆为龟钮，阴刻篆文，一为“辅吴将军章”，一为“娄侯之印”。据《三国志》，拜辅吴将军者仅张昭一人，爵封娄侯者仅陆逊、张昭两人，而陆逊于夷陵之战后已改封江陵侯，故两印的主人只可能是张昭。

敦煌石窟，其营建上迄十六国，下至元代，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五个庙等在内的石窟壁面上保存着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的乐舞图像。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一部分与古代乐舞相关的记载，包括乐舞机构、音声人、乐舞活动、乐谱、舞谱等。除此之外，在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和敦煌画稿中也有乐舞图像出现。因此，敦煌乐舞通常包括上述两个部分，即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图像和敦煌文献中与乐舞相关的记载。从材料看，敦煌乐舞涉及与石窟相关的图像和文献。从内容看，不论敦煌壁画还是敦煌文献，均有对音乐、舞蹈的直接反映，而且与敦煌乐舞相关的图像和文字多具有乐舞结合呈现的特点。如壁画所绘的乐伎和舞伎通常以奏乐和起舞的形式出现在同一场景之中，敦煌文献P.3773V《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也有“州府伎乐队舞，临时随州府现有，排比一切，像出军迎候”的记载。因此，“乐舞合‘壁’，图文纵横”是对敦煌乐舞最简要和基本的概括。

　　　　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湾区融合发展取得显著进展，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速，内地赴港客流增幅明显。官方数据显示，自2024年12月1日深圳实施赴香港旅游“一签多行”政策以来，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共签发赴香港旅游“一签多行”签注29.9万件次，深圳市居民出境赴香港104万人次，同比增长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