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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画之余，徐家辉还在重庆多所高校担任客座讲师，教授传统技艺课程，学生至今已有数百人。“与学生们一同探讨新画稿，调制新颜色，不断给我新灵感。”在年轻人的建议下，他不断精进年画的形式与内容——将年画装裱成卷轴形式，适合悬挂、收藏；把年画缩小成巴掌大小，装进相框；创新设计“柿柿如意”“好事花生”等新颖图案……众多年轻学生的加入，为梁平木版年画注入了新鲜活力。

从现代角度讨论经学，同时需要有情感认同与理性分析相统一的立场。情感认同意味着经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认知的对象，而需要确认其深沉的价值内涵；理性分析则不同于简单的回护和卫道，而是从变化的历史背景及理论的得失，考察其意义。此外，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继承经学中实证性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以此考察以往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又应当体现当代的理论视域，包括文史哲各个学科的相互沟通、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进行学理的观照、深入揭示其内在的意涵。在价值观念层面上，既要扬弃带有特定历史印记的规范系统，也应汲取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要求。要而言之，现代意义的经学并非仅仅是对历史的承继，它具有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意义。

　　　　宋明时期，逐渐崛起的心学一脉给孟子学又带来了新的气象，心学家侧重自身精神与孟子的会通，这种对孟子思想的接受方式在子学传承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此种孟学传统亦有子学色彩。宋明时期的几位心学巨擘的思想源头都被归到孟子那里，如陆九渊自谓其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陆九渊集·语录下》），陈献章则被时人称为“活孟子”（《明史·陈献章传》），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更是直承孟子理论。这几位心学家作为孟子思想的直接传承者，他们却都没有对《孟子》的专门注疏作品，大概因为心学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自己本心，便能与孟子之心相契会，立文字来说明这种体验纯属画蛇添足，这种由“自得”而体悟到的孟子真精神才能造就“活孟子”。可见心学家对孟子理论的传承不是偏重义理的解析，而是偏重心灵的体验，追求在实践中展现孟子的真精神，他们用自己生命活动与《孟子》相交融，双方相互诠释彼此。许多诸子学派思想在后世的传承亦与之类似：诸子本身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者，诸子本人的真精神直接地贯注在他们各自的实践活动中，间接地呈现在他们所著的子书中，而后人必然会有与之相类似的实践，人们在相关实践中的心灵体验便能会通相关诸子学派的真精神。这种“会通”常常没有义理解析、文本注疏等形式的加持，仅呈现为一种“隐性的接受”，后世的隐士对于老庄道家，帝王对于申韩法家，侠士对于墨家思想，及此处的心学家对于孟子思想，都体现着这种子学传承中基于实践层面、臻于精神境界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