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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牍的取材、制作、书写，都比较方便。《论衡·量知》就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小时候放羊，自己制作木简，练习书写。可见简牍的便易性降低了识字、教育的门槛。商代、西周，学在官府，知识圈狭小，文献的种类、篇幅也有限，简牍的优势不容易发挥。春秋以降，私学勃兴，著述蜂起。战国时各国相继变法，建立以郡县制、官僚制为基础的新兴国家，文书、律令的行用骤然增长，简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发展和文化繁荣中，简牍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项全国综合性体育赛会，运动员中几乎没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明星选手，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有牧民、农民、消防员、教师、学生、医生……竞赛项目也很特别，或起源于在河中拾蛤蚌，或来源于牛拉犁时奋力向前的劳作过程，追根溯源总能找到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对照景象。比赛不设金银铜牌，取而代之的“一、二、三等奖”让更多参赛者共享荣誉，“竞争”和“团结”共同上演。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说，在全世界，出版消亡论每隔七八年就会“沉渣泛起”一次，但每次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臆断。出版业在过去50年，经历了印刷术被发明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是在这50年，出版人创造了过去500年也没有过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