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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全文佚失千载的韦庄《秦妇吟》诗篇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而再次面世。百余年来，在英、法、俄、日各地馆藏中累计发现敦煌《秦妇吟》写本11件（英藏为S.系列编号，法藏为P.系列编号，俄藏为Дх.系列编号，日藏为羽系列编号），篇幅上既有纵横26.7×185.3cm（P.3381）和40.6×174.9cm（P.2700）之长卷，亦有无法确定形态、不足5×5cm（Дх.10740-13）之断笔，装帧则卷轴、册页均有所见。这11件写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涉及历史、文学、思想、教育、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其中带有题记的6件写本，分别记载着它们曾经从属于寺学、私学或官学学生的历史过往，鲜明地展现出这一诗篇当时在敦煌地区教育领域的普及应用情况，反映出当时中原流行文化在多民族的敦煌地区所获得的高度心理认同，从一个新的侧面再次证实了两地在历史地理和思想文化双方面的源远流长。

二是对于“季氏飨士”孔子受阻事件，以往多未深究，视作偶然事件，或以为只是阳虎个人行为。如今看来阳虎的态度，其实代表了曲阜当政者的看法。孔子士的身份既不被承认，其享受已故陬邑大夫福利荫庇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这从《论语·子罕》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以得到佐证。由此反思孔丘的少年生活和身份地位，不难发现：无论在曲阜当政者眼中，还是在事实上，居宋之前的孔丘，只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庶人，并不属于贵族士阶层。这样的履历对其思想情感与学说体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她还记得一台骨科手术，患者是个七八岁的孩子，智力发育迟滞、舌体大，需要在手术中放置喉罩，结束后放置口咽通气道。手术前，陈怡绮询问家属，孩子是否有活动的牙齿，但家属并非患儿父母，不清楚孩子的换牙情况。然而，等到手术结束，家长发现孩子有一颗牙齿不见了，坚称那是一颗恒牙，无法再生，“要医生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