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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全球创新和产业版图加速重构，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中央企业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更加自觉履行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全面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着眼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安全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生态构建，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定以“国之重器”扛起“国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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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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