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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审视孟子的新角度同样能启发我们重新看待《论语》《大学》《中庸》等经部的儒家典籍。孔子、曾子、子思诸儒的思想不仅仅是尧舜诸先王道统的延续，它们同样处在诸子争鸣的大背景之下，他们与同时代诸子分享着相近的论说语境，这些极具共性的思想家彼此间相互映衬、时有精彩的理论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在诸子系统中理解孔子与《论语》，自然要将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大家老子作为重要参考，在孔老对照中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界定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六论“新子学”》对此已展开探讨。同理，对于《大学》的作者曾子，我们亦应置之于同时代的诸子群体中来认识，在子游、子夏、子张等曾子同门的参照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曾子忠恕孝悌等核心主张。而且理解了曾子与子游诸人的密切关联，我们亦可认识到其弟子子思并非单一地继承了曾子思想，子思作《中庸》是对前代诸子各类立场的综合与开新。可见，以诸子群体为参照来理解孔、曾等思想家及其著作时，不像以先王道统为基准的经学视野那样特意强调某一人或某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主干地位与权威性，而是能保证诸子地位的平等性，由此把握此人此书的独特性，从而复现先秦学术图景的多元性与生命力，这正是“新子学”欲使《论》《孟》诸典还归于“子”的愿景所在。

在任梁王太傅时，贾谊向汉文帝提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大的诸侯国越分越小，使其实力不断下降，从而对王朝的威胁越来越小。贾谊在《治安策》中陈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建议“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以分散其实力。如此则“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天下可得大治大安。

　　　　一个文明只要有人文经典，就有古典学。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古典学是研究自古以来流传的人文经典的学问，是语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彼此关联的一门交叉性学术。这算得上是东西方古典学的最大可通约性，这一可通约性也不排斥其他的可通约性。由于这种可通约性，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这一词汇虽来自欧洲，但也适用于中华文明。若用中国古老的“经”“典”和“学”这三个字，立一个“经典学”名称，它完全可以同古典学一词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