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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广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养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学风,初步奠定了他后来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知道:宋国奉殷先祀,殷遗民较多地聚集生活于此,殷礼殷文化也较多地保存于此,这使得孔子学习礼乐,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纵向比较的条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蕴堪称厚重,据《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传·昭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史,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既有温恭勤恪之美德,还是《诗经·商颂》十二篇的辑成者。也有史籍说他“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文),直接视之为《诗经·商颂》的作者。《商颂》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经亡佚,今存5篇,其《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咏歌殷商历史,赞颂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着对殷商盛世的怀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铭》《商颂》及其所辑之“乱”文观之,词语简洁、典雅、富于神韵,所遗传的孔氏家风亦可想而知。凡此种种,对于青年孔子较早涉及先周古礼、古文化,比较广泛地涉猎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养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学风和文化性格,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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