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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者之德操，不只体现为弦歌不辍的君子修养，更表现在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对“大国良师”的推重可谓自古而然。传为唐代王维所作的《伏生授经图》便再现了“伏生传书”这一历史典故。伏生为秦博士，焚书之祸时，甘冒生命危险，私藏《尚书》于壁中，而后历经兵荒马乱，却始终不忘守护文脉薪火。待西汉建立，他更以90余岁高龄应诏，口授《尚书》。画中伏生年事已高，瘦骨嶙峋，面容清癯，他坐于蒲团上，伏案指点经卷，似正向人讲解义理。通过这一场景刻画，观者仿佛可以感受到伏生的惊人毅力和生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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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