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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就生活在没有什么松弛感的家庭里，犯了一个小错误就会被严肃地批评，家里人还会给我贴标签，我也就变得很不自信。”张琴说，家庭氛围很重要，父母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也不要互相指责，要有一个有爱的家庭，孩子心理才能更健康。

吴秋怡：集体主义的本质是“共生”，而非“牺牲”。“生存策略”不等同于“价值观”，短期“不吃亏”也许一时能获益，但失去的是信任和合作，这恰恰是个人长远发展的最大保障。面对难以抉择的情况时，我建议学生可以去寻找个人与集体目标的交汇点——集体发展需要个体才智，个体成长亦需集体托举。以科研团队为例，成员们为攻克难题共同努力，当团队取得成果，每个成员都能收获荣誉、学术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助力。即便在短期内，个人为集体作出一定牺牲，从长远看，也会因集体的发展获得回报。而且，在集体主义氛围下，人们能收获真挚的情感、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认可，这些都是无法用物质衡量的宝贵财富。

　　　　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