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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发展演进正体现“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方苞提出“义法”说，从“有物”“有序”两个方面论文，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被视为桐城古文艺术论的起点与基石。刘大櫆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声求气”说，将“义法”说的“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表达中，又将“音节”与“神气”引入，使得依靠“义法”完成的结构有了生气。姚鼐对此有所反思，其《与陈硕士》的书信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姚鼐以为，“义法”是基础，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故编《古文辞类纂》，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又兼取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之后，姚莹、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说，重视文中的“事”与“物”，讲求实用，以中兴桐城派，从而开辟新的局面。梳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之路可以发现，桐城派作家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有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桐城派作家在融入“不同”时注重“和”的统一，如姚鼐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但又提醒：“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不仅意味着八字论文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前后相继，其理论本身亦是和谐自适的。以往通常认为桐城派能与时俱进，故而能绵延二百余年，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与外部时代的关系，就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看，更多体现的是“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

　　　　苏轼在《东坡羹颂》小引中说，东坡羹是用蔓菁（大头菜）、芦菔（萝卜）、苦荠（荠菜）三种蔬菜加上米一起煮，假如没有三种蔬菜，则也可以用瓜、茄子代替，加熟赤豆和粳米各半。这是食材。在煮羹的时候，不得用酱醋，主要是保持蔬菜和米自然的香味。同时用一只边缘涂过生油的碗覆盖在羹上，但不能让油和羹直接接触，而是在羹上用甑照常煮饭，把油碗压住。假如煮羹沸腾时蒸汽上拱，始终被油碗压住，等于把蒸汽压在釜中，直至羹煮烂时，饭也煮熟了。而在《菜羹赋》中，苏轼对煮东坡羹时的气味、声音、火力都有更生动地描述，又多用易牙等烹饪史上重要人物的故事，更具文学色彩。苏轼煮羹的原理其实就类似于今天的压力锅，用压力迫使食物在短时间内煮烂煮透，获得独特的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