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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爆发后，中街作为当时财富集聚之地，成为日军搜掠的重点。当时，十六支金铸编钟由清廷流出至此，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和“四行储蓄会”分会经理胡仲文意识到文物的价值，通过运来煤炭覆盖、对外谎称转移等方式将编钟保护下来，藏于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大楼的地下仓库中，直至天津解放。

吴荣超说：“我们修文物的目的不是‘为修而修’，保护历史文化的同时，我们更加希望修好的地方能尽量活化使用起来。南方雨水比较多，旧房子如果没人用，修好之后很快就容易又破败。房子有人住，也能够赋予它新的文化生命力。”

　　　　李商隐辗转多地为官，都郁郁不得志，足迹远至桂林，这已是唐人认为极为遥远的所在。他的人生轨迹一如圣女祠所在的幽深峡谷，压抑、幽暗、被人遗忘。年近四旬时，妻子不幸逝世，李商隐在悲痛中接受东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柳仲郢的邀请赴蜀地任职，再次沿嘉陵江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