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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尚书大传》，周公制礼作乐前曾有过踌躇、犹豫：“周公将作礼乐，优游（注：犹豫）之三年不能作……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注：取）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由于这时殷人的叛乱平息不久，天下尚未真正归附，故周公首先通过营建洛邑，迁殷顽民，镇之以成周八师，以威慑天下。等到诸侯纷纷归顺王庭后，才敢于制作礼乐。从“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一句来看，周公显然认为武力威慑是前提，制礼作乐是结果。《尚书大传》在历数周公的事迹时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克殷”“营成周”等是周公平定殷人叛乱的政治、军事举措。等到这一切都完成后，第六年才制作礼乐，这里的礼是狭义的，指礼仪、仪节。制礼作乐乃是以庆典的形式，表示天下安定，人心顺服。故制礼作乐后，第七年便“致政成王”。

“她在那封信里，对我回信中的共情和建议表达了感谢，还更新了自己的近况。”李欣艺觉得很受触动，“大家愿意花时间写一封信给一个陌生人，那一刻我感受到被信任，能看到他们的生活因此有改变，这种感觉非常温暖。”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丘十六岁母亲去世，尔后，他得知“季氏飨士”乃“要绖”前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阳虎是鲁国“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期间大权在握之人，其语表明：曲阜当政者对孔丘“士”的身份，持质疑和否定态度，已经将这位青年后生排斥于贵族阵营之外。当孔丘忍辱含悲、默然而退之际，不能不意识到：继续留在曲阜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他选择离鲁至宋、归依栗邑孔氏这个宋国宗室贵族，以寻求支持和出路的原因。此事约发生于孔丘十七岁之年。从他赴宴受阻，经过一番思考后开始与栗邑孔氏联系，进而提出投奔之要求，到栗邑孔氏家族长辈商定接纳，为期当不会超过一年。因此可以判定：孔子“居宋”大约始于18岁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