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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念感与敬畏感，最终沉淀成了节目的内核。观众们津津乐道于前辈们的犀利提问，这也是帮助青年演员摒弃滤镜、洞见自我的过程：“如果演员跟唱跳只能二选一，你选哪个？” “我们作为香港演员，在内地有什么竞争的能力呢？” “你就是有点缺乏了个人特色，你觉得你能为你想做的角色，做出什么牺牲？”德行、勤奋被从各个角度提起，成龙始终强调“先做人后做事”，邓萃雯建议演员修炼好自己，不要纠结番位：“千万不要觉得我是配角我就放弃，肯定会有人看的见的。”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漆箱是中国外销漆器的经典之作。箱子的顶盖和正面绘制的图像既有欧洲版画风格——有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的肖像和旧约故事，也融入了中式屏风和大量印度元素，如人物、大象等。据研究，漆箱很可能是当时在马尼拉的方济各修士定制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外贸产业中，漆器与外销瓷器一样形成了一个供需两旺的成熟产业链。收藏于德国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的达格利作品《钱币柜》则表现了制作者融合东西方艺术的心得，图案与部分造型借鉴了中国元素，底座、镀铜工艺及黄金装饰则是本地文化的集成。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