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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震后第二天早上张青霞才知道的。地震发生的瞬间，他听到外面乱糟糟的，有房子倒塌、电线掉落的声音，还有村民的呼喊声，就是没听到水流的声音。当时，他急得很，带着家人往外跑。他和家人跑上了车，急急忙忙开到两公里外的广场避险，很多人聚集在这里，有人在车上度过一夜，有人在广场烤火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张青霞回到村里，满眼望去都是泥巴，“几乎全都被淹没了”。

2月9日下午，经过检查身体无大碍后，小周出院了。他在一家餐馆坐下，点了一碗鲜肉伊面。“吃下第一口面时，鲜肉的味道在我嘴里炸开了，我的味蕾和感官突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刺激。那一刻我才感受到，在经历三天漫长的封闭和黑暗之后，我是真的获救了，这一幕不是我临死前的幻觉，我真的活着，我真的回到了现实世界。”小周说。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