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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物”一词出现于《周礼》中。《春官·小宗伯》曰：“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此六牲、六齍及以下的六彝、六尊，皆有辨名物之说。牲齍之物，谓种类之别；彝尊之物，谓形制之别，辨其不同，以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事。可以认为，辨名物的工作在于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也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确定了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历朝历代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以当世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这里的所谓“名物”，也不妨脱离本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把“名”用作动词，那么就是为器物定名，随之而明确用途。这是名物的意义之一。此外，我以为也应列在名物研究范畴之内的是所谓“观新物”。《周礼·夏官·训方氏》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郑注：“四时于新物出则观之，以知民志所好恶。志淫行辟，则当以政教化正之。”“志淫行辟”云云，是解释者赋予的意义。其本意当是关注新生事物的出现，从中了解风俗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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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项族在隋唐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的川西一带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当时党项族“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可见当时党项族丧葬的简约。党项族在唐代北上迁徙至今陕西北部、宁夏、内蒙古西部和河西走廊一带，逐渐发展壮大。近年在陕北和内蒙古交界处出土了一批唐代至宋初党项族贵族的墓志刻石，反映了当时党项族吸纳了中原地区的丧葬形式，将土葬和火葬结合，其上层实行墓志铭制度，葬礼有大量番、汉人员共同参加，表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融洽关系。党项族势力不断壮大，先后被唐、五代各朝、宋朝封为节度使。后自立政权，先后被宋、辽、金朝封为夏国王、夏国主。至李元昊时自立为帝，设官任职。在丧葬方面也效法中原，形成西夏陵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