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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针对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下简称《出行图》）的研究就能确切地反映这一点。《出行图》表现的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率军出行的场景，其中两处出现乐舞内容，分别是鼓吹前导和伎乐队舞，这些内容能够与前述敦煌文献P.3773V《凡节度使新受旌节仪》中的记载对应，加之目前可以通过P.4640V《归义军己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P.4995《社邑修功德记》等文献确定敦煌地区管理乐舞的官方机构为乐营。因此，《出行图》中所绘乐舞活动应该就是乐营组织实施的。此外，在《出行图》中出现了鼓类乐器，尤其是鼓吹前导使用了大鼓，而敦煌文献P.2641《丁未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呈设宴账目》中有造鼓木匠的记载，S.1366《使衙油面破历》还出现与造鼓相关的其他工匠，如造鼓床木匠、画鼓画匠等。宴社司又是归义军下设负责使客、修造、佛事、助葬等宴设和食料供应机构。因此，综合图像和文献基本可以确定《出行图》中的大鼓就是由归义军乐营组织工匠制作的，工匠每天的食料则由宴社司负责供给，而且当时造鼓已具备相对专业和细化的制作流程。

考古发掘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揭示出更多的细节。据介绍，下汤遗址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下汤遗址整个新石器时代利用的主要植物资源为水稻，果实是重要的补充性资源。在杂草组合方面，莎草科在上山至河姆渡阶段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好川时期藜属的大量出现才改变这一格局。“这或许暗示了作物种植策略的某种变化。而相关分析则显示，上山阶段就已达到了较高的驯化率。”仲召兵说。

　　　　这件事情发生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公孙卿是齐地的方士，在此之前，已有不少“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进入宫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后遣齐人“入海求仙人”；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栾大、公孙卿都是齐人，公孙卿的老师申公也是齐人；《汉书·封禅书》记，“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史记·孝武本纪》称，“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可见，秦至西汉的修仙之说盛行于燕齐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