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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一品两规”(医疗机构购进药品，同一通用名称药品的品种，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各不得超过2种)的规定依然存在，“取消医疗机构用药数量限制”并不意味着医院能够任意扩大“进院”药品数量。

“吐槽”是常见的，“我在工位很想家”“升职之路，正在施工”；“期待”是普遍的，“财务自由”“向往自由”；连契诃夫的名言都来凑热闹——“我认为我休息一下是合法的”。立牌不仅是一种身份标识，更是对工作焦虑的一种幽默拒绝。有网友说，每一个立牌上的文字，说的都是年轻人的心声，当老板靠近工位的时候，不妨摆上一个。

　　　　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孟子集注》在元明成为科举时应答的标准，它亦确立了近乎经学的地位，人们渐以权威视之，其僵化的趋向也愈发明显，而心学一脉的崛起则再次释放了《孟子》原本作为子书的活力。前文提到子学传承者与先秦诸子具有相近的实践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诸子与子书不以权威视之，双方有一种平等的、近乎知音的关系。而心学家面对着已然成为经书的《孟子》，他们仍然能高扬自身的道德主体性，欲发明自己本心来遥接先圣，与之实现精神上的会通，这显然有着子学传承者的气质。既然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实践活动便是先圣真精神的展现，自己阅读经典时偶然间契合于己心处才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由此“六经注我”从最初的理论命题发展为诠释模式，这在《四书评·孟子卷》《四书遇·孟子卷》等晚明孟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此时已归入经学的孟子学获得了新气象，在当时的经书研究中独树一帜，而这又与子学式传承模式密不可分，在这里，经学与子学互补而相得益彰的规律再次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