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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照护压力是一种折磨，一些夫妇甚至会相互指责对方基因“有问题”。一位母亲在接受义诊时哭着询问医生，是不是因为怀孕期间打了疫苗才导致孩子生病，答案是否定的。后来医生碰上婆婆陪儿媳来的，结合基因检测报告排除父母携带突变的可能后，怕婆婆责备儿媳，会特别强调，“和爸爸没有关系，和妈妈也没有关系”。

主打事业的剧情线，在网络小说的世界里并不新鲜，只要作者敢写，主人公就能开启“金手指”，在朝堂之上或者江湖之远混得顺风顺水。但是，其中具有特别吸引力的“搞事业”之作，则是能让观众在主人公看似一帆风顺的剧情里，猝不及防被他（她）人性里珍贵的一面打动，或是“戳中”自己对于人生成长和事业晋级的思考。

　　　　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