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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春：按照剧本来连麦，用虚构的内容来获取注意力，如果是大家不知道，会构成虚假信息传播的问题，法律上需要去管理和禁止。更大程度上，实际上也涉及到整个直播生态当中这种情况的泛滥。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直播间里的观众就看个热闹，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东西，这时候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内容本身是不是有不良影响，比如说过于低俗、过于狗血，也是我们生态内容治理工作中需要去进行管理的对象。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路径既不同于认知发展的学习路径，也不同于生物情感的发展路径，而是跳过了人类和生物主体性形成和进化的历史路径，直接获得了认知和语言层面的超级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机交互新形态蕴含了一种不对称的主体性。在认知方面，人类的认知能力是经过长期进化学习慢慢积累形成的，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信息处理速度和理解深度、记忆容量、模式识别等方面全面超越人类；在情感方面，情感体验是人际交互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决策、沟通和关系建立。相比之下，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和模拟人类情感，但它们本身并不具备真正的情感体验，是一种超级理性的交互主体。社会文化方面，人类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和语言都是社会文化演化的结果。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尽管可以通过语料来理解和适应特定的社会文化规范，但它们本身并不具备特定的文化身份或社会背景。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上的不对称性可能导致在人机交互的跨文化环境中出现误解和冲突。

　　　　“吟”类文学作品本身即具有可以唱咏的特性，而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又多有变文、讲唱文本丰富，曾经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千年的叙事长诗《秦妇吟》，在以敦煌城内外为核心的地理范围之内，在以各学校学仕郎为传播主体的多维时空之中，于各自的社会活动轨迹上，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于妇孺之间，流布于老幼之口，无疑扩大了这首诗歌在敦煌社会各层级间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使得这首源自唐两京的叙事长诗得到敦煌当地民众的了解和认同，具备了大众流行文化传播所需要具备的种种因素，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效应，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诗歌本身的传播。这既展现了敦煌教育中遵循中原教育制度的规则性，又体现了当地学校自行选取教材的个性化特征，还表现出了中原流行文学作品在敦煌地区所具有的学校教材与大众流行文化相结合方面的传播特色，对于今天的童蒙教育和对外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