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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对建筑高度的追求盛行一时，在图像中多有反映。《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一座形制特别的高楼“井干楼”。《史记索隐》引《关中记》：“‘宫北有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干”。难以想象，井干楼要耗费多少木材？是否真的达到了五十丈？但是，汉代图像和实物模型中的楼阁是这种风尚的反映，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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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提出“士大夫食时五观”，把君子进食时必须具有的五种观想总结出来，以资鉴戒。其内容包括珍惜食物，防止贪心等，指出享用食物的目的在于成道业。具体的对象如酒，其中所蕴含的道理，苏轼在文章中也有揭示。因为酒有它的两面性。它既可悦人，也能乱性。对酒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作者的人格和天性。如苏轼曾经写过《浊醪有妙理赋》，其中说“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又说“故我内全其天，外寓于酒”。对于苏轼而言，酒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关键是保持天性中的本真。南宋李纲写了一篇同题次韵之作，其中承认酒“疗饥寒以饱暖，化忧忿为欢娱”的功效，但强调的是“治则醒而乱则醉，其智足称；饮愈多而貌愈恭，其贤可接。是知察行观德，莫酒之如”。立意显然有所不同。所以清代李调元曾评价李纲此赋说：“可与原唱竞爽，而豪荡之气，微不逮矣。”文人和政治家，看待酒的眼光和气象显然还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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