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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抛去成见，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就可以发现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可称为制礼作刑，一种是制礼作乐。前者更为根本，更能反映周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后者则是周公在稳定政治局势后，昭示天下归附的礼仪性演示，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然而后世学者往往只注意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甚至用后者去理解前者，结果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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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说：“出土的简牍中，3个省份数量最多：湖南约15万枚，甘肃约6.5万枚，湖北约3万枚。长江中游可以说是我国简牍出土最为密集的地区。”当天，经由一枚枚竹简，陈伟带领大家领略这一“方寸之间”的记录呈现出的长江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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