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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昌硕有一副《石鼓文》集联：“鲤鱼出水荐鲜硕，天鹿鸣囿乐康平。”此联描写了太平安乐、生意盎然的景象，其内容完全可以当春联使用，吴昌硕多次书写此联，其中也有以红色洒金宣纸书写的。但是，常人一般不会将古文字用于春联。明清文人的集字对联蔚为大观，遗憾的是，集字春联却极为少见。这可能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春联具有通俗、直白、夸张、浓烈、张扬、功利、烟火气重等民俗特征，而文人审美则追求理性、淡雅、内蕴、含蓄，对春联的参与热情不高；二是民俗产品具有“集体创作”的色彩，不断被借鉴、改造，很难形成文人著作权标记；三是“总把新桃换旧符”，对联受时效限制，户外风雨侵蚀导致存留时间很短，室内春联的传播效应又很有限，影响力不够持久，不能满足文人要名就誉的需求；四是简单直接地一挥而就比较省事，犯不着大费周章地去集字；五是碑帖的词汇、用语难以满足春联的特定风格要求。

从名碑名帖等书法经典中选字集成对联，就是集字联。从本质上来说，碑帖首先是文字文本，其次才是书法文本。但是，经典碑帖往往是书法性高于文学性，集字成联所包含的书法动机是不容忽略的。集字联在清代中叶已经非常流行。张伯驹说：“清代书法，嘉、道后分碑、帖两派。而集碑、帖字为联者，亦盛行一时。”（《素月楼联语》）但凡有点名气的碑帖，都被用于集联。《兰亭序》尤其受到青睐。嘉道年间梁章钜说：“王右军《兰亭序》字，执笔者无不奉为矩型，近人有集字为楹联者，亦自巧思绮合。”（《楹联丛话》）甲骨文、金文、汉隶、魏碑、唐楷以及行书、草书的知名碑帖都成为集字成联的依据。丁辅之、吴熙载、何绍基、赵之谦、吴大澂、吴昌硕、罗振玉等等很多书法家都是集字联的高手。

　　　　当时的大同是“煤都”，云冈石窟就在109国道旁边，每天有两万多辆煤车从这儿经过，尘土飞扬，路两边都是煤渣。当时佛像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黑纱”，我们也很脏，鞋面上、鼻子里都是黑的，石窟对面的十里河水也变成了黑水。环境可以说比较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