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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画在传承，亦在创新，甚至可以为将来创造新的非遗。林国栋的父亲林代辉，就在木版年画的基础上，研发了陶版年画，并进一步创造了陶版年画砖，正被广泛运用到美丽乡村建设之中。父子俩带领团队，还办起了陶版年画文创研学基地，集年画文化观光、培训体验、艺术创作、生产经营等于一体。

这种审视孟子的新角度同样能启发我们重新看待《论语》《大学》《中庸》等经部的儒家典籍。孔子、曾子、子思诸儒的思想不仅仅是尧舜诸先王道统的延续，它们同样处在诸子争鸣的大背景之下，他们与同时代诸子分享着相近的论说语境，这些极具共性的思想家彼此间相互映衬、时有精彩的理论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在诸子系统中理解孔子与《论语》，自然要将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大家老子作为重要参考，在孔老对照中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界定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六论“新子学”》对此已展开探讨。同理，对于《大学》的作者曾子，我们亦应置之于同时代的诸子群体中来认识，在子游、子夏、子张等曾子同门的参照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曾子忠恕孝悌等核心主张。而且理解了曾子与子游诸人的密切关联，我们亦可认识到其弟子子思并非单一地继承了曾子思想，子思作《中庸》是对前代诸子各类立场的综合与开新。可见，以诸子群体为参照来理解孔、曾等思想家及其著作时，不像以先王道统为基准的经学视野那样特意强调某一人或某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主干地位与权威性，而是能保证诸子地位的平等性，由此把握此人此书的独特性，从而复现先秦学术图景的多元性与生命力，这正是“新子学”欲使《论》《孟》诸典还归于“子”的愿景所在。

　　　　这种情况虽然极端，但是并不少见。罗燕解释说，法官们只能反复做工作，告诉父母他们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孩子的心理需求。“在离婚纠纷等家事案件中，调解和裁判的核心标准是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包括父母的经济状况、居住稳定性、生活条件及陪伴时间等，同时也要辨别父母争夺抚养权的真实意图，避免抚养权被当作财产、赡养等非情感因素的筹码。”罗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