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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因素使得公司在收入增长的同时，难以实现盈利。”赵明进一步表示，一是，新能源汽车的维修费用和零部件更换成本显著高于传统燃油车，导致综合成本率高出约10%。此外，随着电池老化，新能源汽车的风险和赔付成本显著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亏损状况。二是，随着业务扩展，比亚迪保险的初期投入不断增加，运营成本和市场推广费用持续上升，给公司净利润带来了压力。三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比亚迪保险采取了降低车均保费的策略，但低保费与高赔付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影响了盈利能力。四是，行业普遍面临挑战，新能源车险市场处于蓬勃发展的初期阶段，整个行业面临着高昂的维修成本和定价风险，财险公司普遍面临盈利压力。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祠誓师起兵，几个月后便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次年建立唐朝。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重回晋阳，次年诣晋祠，写下《晋祠之铭并序》，刻于碑上。此碑是李世民唯一传世碑刻，是融其政治思想、文学和书法艺术于一体的珍品，如今保存在晋祠博物馆的唐碑亭内。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