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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陶宏伟是怀柔北机务段的副司机，今年春运担任K4159次列车的见习列车长。提起2024年的回忆，他说起了与女友分手的遗憾——女方常年在山西工作，他在北京，两人少有见面的机会。“没有原则问题，就是现实因素，没办法”，陶宏伟摸了摸眼睛，他坚称是困的——从13日凌晨5点上班开始，他至少20个小时没合过眼了。车厢里的每卷纸、每瓶插花、每张窗花、每个横幅，甚至每个盘子，旅客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每个细节，都需要列车员们当天提前布置妥当。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