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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

　　　　“玉出申江”特展中丰富的潘玉良画作，均出自安徽博物院——这家博物馆收藏了最多的潘玉良作品。但展览未止于此。独特艺术面貌的形成，总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上海恰为潘玉良之所以成为潘玉良的关键节点，是她艺术生涯的起点和灵感之地。该展借自刘海粟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等多家机构的藏品数量不多，但每一件都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例如，借自刘海粟美术馆的刘海粟油画《南京夫子庙》与潘玉良同题材油画并置展出，揭示两人之间的艺术传承关联。 ▼下转第六版（上接第一版）刘海粟可谓潘玉良的伯乐。潘玉良早年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破格录取她的，正是时任校长刘海粟。赴欧学习七年归国后，潘玉良又应刘海粟之邀在上海美专担任西画系主任。此次限时展出一个月的《潘玉良女士留欧回国纪念绘画展览会》画册，为存世孤品，借自上海图书馆。画册收录1928年11月潘玉良留欧回国纪念绘画展览会的作品。这是潘玉良举办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女性油画家个展，地点位于当年上海西藏路上的宁波同乡会。由此，潘玉良迈出登上国内画坛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