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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科幻已逐渐成为科技创新和社会文明进步中不可或缺的引导力量支撑力量，对于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传播国家科技文明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进鹏说，中国科协正牵头组织制定我国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将发展科幻事业提升到前沿性、战略性、基础性地位。

　　　　较早出土的睡虎地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均已呈现出篇章分明的结构。云梦睡虎地汉律、荆州胡家草场汉律和益阳兔子山汉律目录大致相同，进一步展示出集篇为卷、两卷并存的格局。兔子山律目分为“狱律”“旁律”两部分，其中“狱律”包含告、盗、贼、囚、亡等十七篇，“旁律”包含田、户、仓、金布、市贩等二十七篇。当时的律分“罪名之制”和“事律”两类，大抵“罪名之制”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刑事法律；“事律”是对违反制度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行政法规。西汉早期律典中，“旁律”诸篇均属事律；“狱律”虽然以“罪名之制”诸篇为主，但却夹杂几篇“事律”（效、关市、厩律等）。这种安排很不好理解，或许与萧何制定“律九章”的历史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