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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鸣与欢声，天籁与人籁，有声与无声，所有的这些声音层面在陶渊明笔下都指向一个更高远的范畴，那就是“自然”。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记载了他外祖父孟嘉的一则佚事：“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琴瑟类的弦乐器与笛箫类的管乐器相比，制作所需的原材料种类更多，制作工艺也更为复杂，这样也就更少自然的真趣而多人工的机巧。而歌唱所依托的是人自身的喉舌唇齿，反求于己，不假外物，因此比笛箫等又胜一筹。这种观念和《庄子》中抱瓮丈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说法是一致的，实质仍是对自然本真的看重和坚守。《老子》《庄子》中都反复强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陶渊明也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庆幸自己归耕田园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诗意地栖息于声音世界当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欣然走过四时，坦然面对生死。他的声音观和他对声音的叙写，是他人生旨趣与生命哲学的真实显现，也从某个侧面体现出他对中古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每次演喜儿，我都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形象中。我坚信，感动别人前，先感动自己，才可能有独特的艺术创造。比如，在演唱《刀杀我斧砍我》时，我就是那个羞愧难当、悲愤不已的喜儿，在唱到“爹生我，娘养我……”那句时，我不由自主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搓腿、声泪俱下。为什么这个临场加的动作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这些动作不是我加的，是喜儿当时的情绪该有的，是喜儿加的。

　　　　纪录本色、回归本真、探索奇妙是《奇妙之城》的三个特点，在已经播出的贵阳篇中，贵阳人周深回到故乡的第一站就是去看自己的童年阴影黔灵山猴子；曾经开着面包车一路到罗马的当地名人贝姨；守着农场，按自己节奏过日子的杨一焱。一位明星和两位素人，虽然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生长于贵阳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