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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吟”类文学作品本身即具有可以唱咏的特性，而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又多有变文、讲唱文本丰富，曾经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千年的叙事长诗《秦妇吟》，在以敦煌城内外为核心的地理范围之内，在以各学校学仕郎为传播主体的多维时空之中，于各自的社会活动轨迹上，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于妇孺之间，流布于老幼之口，无疑扩大了这首诗歌在敦煌社会各层级间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使得这首源自唐两京的叙事长诗得到敦煌当地民众的了解和认同，具备了大众流行文化传播所需要具备的种种因素，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效应，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诗歌本身的传播。这既展现了敦煌教育中遵循中原教育制度的规则性，又体现了当地学校自行选取教材的个性化特征，还表现出了中原流行文学作品在敦煌地区所具有的学校教材与大众流行文化相结合方面的传播特色，对于今天的童蒙教育和对外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韩国，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检察官才是法定的侦查主体，警察只是检察官的辅助机构，两者是指挥与被指挥的“将、兵”关系，此即所谓检、警一体化体制。据此，警察仅享有实行侦查即执行侦查的权力，侦查程序的启动和终结权，都掌握在检察官手中，没有检察官的同意（明确指示、指挥），警察不得展开侦查，更无权终结侦查。所有的刑事案件在侦查完毕后，都应当经由检察官的审查并以检察官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方式终结侦查。因而，在韩国刑事诉讼构造中，审查起诉隶属于侦查程序，系检察官终结侦查程序的法定方式，这就使得整个侦查程序，完全被检察官所主导。

　　　　从常州出发，来到宜兴，这里的山水让苏轼赞不绝口，曾写下“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的诗句。国庆节假期，宜兴和桥镇的邵氏祠堂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据阳羡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宗伟方介绍，900多年前，苏轼曾来到此处，见好友邵民瞻的新宅构筑精巧，花木扶疏，题写“天远堂”匾额相赠，保存至今。而邵氏祠堂内有一棵海棠树，枝叶繁茂、生机盎然，相传是苏轼亲手所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