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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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