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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兵的第一身份是能干的好警察，他自我认同的关键词是：伸张正义、铲奸除恶、尽忠职守、业务精练、舍我其谁。在开场戏份中，程兵是一个家人关爱、兄弟拥戴、同事服气、意气风发的刑侦大队队长；既胸怀宽广，又气场强大，是强大的正义护道人的形象。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审讯过程犯人意外身故，他和三大队的兄弟们都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入狱。程兵的第二个身份是囚犯，需要在监狱黑老大的喝斥之下清理厕所，痛苦而迷茫。程兵的第三个身份是一个执着于万里追凶的民间义士、一个格格不入的正义偏执狂和苦行僧、一个孤立无援地追凶的悲壮的犟人、一个锲而不舍躬身护道的殉道者。程兵的道是，正义一定要胜利！凶徒一定要伏法！精神如火炬，信念如磐石。

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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