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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鸣与欢声，天籁与人籁，有声与无声，所有的这些声音层面在陶渊明笔下都指向一个更高远的范畴，那就是“自然”。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记载了他外祖父孟嘉的一则佚事：“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琴瑟类的弦乐器与笛箫类的管乐器相比，制作所需的原材料种类更多，制作工艺也更为复杂，这样也就更少自然的真趣而多人工的机巧。而歌唱所依托的是人自身的喉舌唇齿，反求于己，不假外物，因此比笛箫等又胜一筹。这种观念和《庄子》中抱瓮丈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说法是一致的，实质仍是对自然本真的看重和坚守。《老子》《庄子》中都反复强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陶渊明也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庆幸自己归耕田园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诗意地栖息于声音世界当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欣然走过四时，坦然面对生死。他的声音观和他对声音的叙写，是他人生旨趣与生命哲学的真实显现，也从某个侧面体现出他对中古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角色必须具备性格化。也就是说“似是而非”，既像，又不是，这是最准确的。我们看到的角色，是我曾经生活印记当中的那么一类人，是典型群体中抽离出的个体。现实中，比如古装戏的一些角色，常常让观众感觉“根本没这个人”“不可能存在”，这就是失败的表演。

　　　　每当秋收过后，大批菇民陆续奔赴全国各地的深山老林种植香菇，直至第二年清明前后才返乡种田，年复一年，形成极具菇民特色的半农耕、半种菇农业生产模式，菇谚素有“上寮不过冬至，下寮不过清明”的说法。这里的“寮”就是菇民在菇山临时搭建的简易屋子，以泥土房最为常见。传统剁花法对菇场的整体环境有着严格要求，菇民在出发制菇前通常会委派经验丰富的“探路客”选择菇场，与当地签订山场租赁协议，“蕈山话”称“判樯”或“判山”，有“判樯先 山水，提亲先 爷娘”之说。判山合同不仅注明菇民租赁山场所需的租金，还明令禁止菇民乱砍滥伐，这样既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又切实保障菇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