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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结论是不会。第一，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碰到任何问题，无论是通过“一网通办”、拨打“12345”热线还是书信、走访，或者拨打相关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找到党组织寻求帮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任何人碰到困难时，帮助他消除误解、化解“心结”都至为重要。每个人的阅历、生活状况等都不同，特别是踏入社会不久的青年人，面对同一件事的研判结果会大相径庭，情绪波动也截然不同，选择解决问题的渠道更是不同。看人看事，我们应尽量做到设身处地，综合各方信息后，积极消除不必要的误解，提供必要的情绪价值，帮助他们打开“心结”。第三，化解一个信访人的矛盾，能够为同一类问题的解决提供案例支持，使有关部门更加关切发生同样事故但没有信访的人的诉求，将信访案件化解在萌芽之前。

这种审视孟子的新角度同样能启发我们重新看待《论语》《大学》《中庸》等经部的儒家典籍。孔子、曾子、子思诸儒的思想不仅仅是尧舜诸先王道统的延续，它们同样处在诸子争鸣的大背景之下，他们与同时代诸子分享着相近的论说语境，这些极具共性的思想家彼此间相互映衬、时有精彩的理论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在诸子系统中理解孔子与《论语》，自然要将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大家老子作为重要参考，在孔老对照中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界定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六论“新子学”》对此已展开探讨。同理，对于《大学》的作者曾子，我们亦应置之于同时代的诸子群体中来认识，在子游、子夏、子张等曾子同门的参照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曾子忠恕孝悌等核心主张。而且理解了曾子与子游诸人的密切关联，我们亦可认识到其弟子子思并非单一地继承了曾子思想，子思作《中庸》是对前代诸子各类立场的综合与开新。可见，以诸子群体为参照来理解孔、曾等思想家及其著作时，不像以先王道统为基准的经学视野那样特意强调某一人或某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主干地位与权威性，而是能保证诸子地位的平等性，由此把握此人此书的独特性，从而复现先秦学术图景的多元性与生命力，这正是“新子学”欲使《论》《孟》诸典还归于“子”的愿景所在。

　　　　从先秦时期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凿了大量运河，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乘船可通达中国大部分地区。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凿隋唐大运河奠定基础。到隋唐时期，除形成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外，还对运河进行了疏浚和整理，大运河的航运地位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