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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印度诗人泰戈尔这样的大文豪，在面对京剧时也曾陷入“看不懂”的尴尬境地。1924年，梅兰芳为来中国访问的泰戈尔一行演出新编的大型神话京剧《洛神》，演出后的第二天，梅兰芳和梁启超、姚茫父、齐如山等社会名流为泰戈尔饯行。席间泰戈尔即兴赋诗一首，用中国的毛笔书写在一柄纨扇上，赠给梅兰芳留念：“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较早出土的睡虎地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均已呈现出篇章分明的结构。云梦睡虎地汉律、荆州胡家草场汉律和益阳兔子山汉律目录大致相同，进一步展示出集篇为卷、两卷并存的格局。兔子山律目分为“狱律”“旁律”两部分，其中“狱律”包含告、盗、贼、囚、亡等十七篇，“旁律”包含田、户、仓、金布、市贩等二十七篇。当时的律分“罪名之制”和“事律”两类，大抵“罪名之制”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刑事法律；“事律”是对违反制度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行政法规。西汉早期律典中，“旁律”诸篇均属事律；“狱律”虽然以“罪名之制”诸篇为主，但却夹杂几篇“事律”（效、关市、厩律等）。这种安排很不好理解，或许与萧何制定“律九章”的历史有关。

　　　　启功先生曾用《万岁通天帖》与《龙门二十品》作对比，他说：“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我们未曾见过龙门石窟那些造像未刻前的样子，也没有看过洛阳那些墓志的书丹，但王氏一门的书迹给出了想象：也许，那时南北的文化交流，并不像地理上那么割裂，而南朝的书风传到北方，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