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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漱完毕后，我就呆呆地坐在堂屋，看着来往的人。妈妈来问我：“怎么回事，一个人坐在这边发呆，来搭把手吧”。妈妈知道我向来胆子小，又爱胡思乱想，更何况在生死面前，忙起来总会好些。在厨房择菜，听到两个与奶奶年纪相仿的阿婆笑着跟妈妈说：“你婆婆有福气，生病有你们服侍。现在走了也好，天不热，操办起来也轻松些。”只觉得特别刺耳，我不知道什么叫“走了也好”，明明奶奶还想着中秋能对坐团圆，死前的最后心愿都没能了却，如今孤零零躺在冰冷的棺材里，怎么能算好呢。奶奶才74岁，在如今这个时代，总算不得是高寿、喜丧。

起初是一种责任，后来则燃起了热情。慢慢熟悉这门技艺后，保留传统技艺、创新年画内容，是钟星琳的发展目标。“这几年我每年都创作新年画，以年轻一代的视角，用滩头木版年画的配色，再搭上地域文化的元素，创新出来的年画既有滩头本地的风格，又能让年轻一代喜爱。”

　　　　然而，亚历并不认同“非常刻意地去强调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中，既有对饭局的观察，也有在青年旅舍住宿的经历，还包括“在车站餐厅吃了顿16元无限加菜的午饭”的体验——这些场景很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些中国作者的笔下。亚历还用调侃的语言记录了多国群演为了获得露脸机会，开展各种有意无意的竞争——此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是“用母语思维去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