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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作为新时代青年，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在学校与学院老师们的培养和鼓励下，我希望投身于文化事业，来到敦煌研究院，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华文化。我深知自己目前所学知识，对于佛教考古、敦煌石窟研究等等这些课题而言还远远不够，我将在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与研究的实践中，学习敦煌历史与敦煌石窟文化，并在工作中继续争取深造学习，提高自身理论修养。”

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

　　　　“圣母殿的形制、规格和构造方法，都是中国宋式建筑的典范。”刘思兰介绍，圣母殿采用“柱升起”“柱侧角”的建筑手法。柱升起，是指大殿前檐8根廊柱由中间向两边逐渐升起，每柱升高6厘米，这样增大了屋檐曲线弧度，使翼角高翘，视觉上给人以腾飞之感；柱侧角，就是大殿四周26根廊柱全部向内倾斜，形成侧角，增强了抗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