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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所带的研究生刘天香给了我答案。她在学校担任兼职辅导员，也一直参与“行走的思政课”，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导儿，想跟你分享一个最近比较有感悟的事，你提到‘笃行’不是‘独行’，而是跟学生‘同行’，原来我有些不理解。但是这几天我感悟特别深，我鼓励班里学生在群里学习打卡，一开始大家没兴趣，我就主动分享自己一天的学习、运动故事，我发现他们开始跟我互动了，并且打卡的人也多了，他们也分享自己每天学习心得：有的喊累，有的说要继续加油。逐渐地，我自己都发生改变了，跑步一口气跑7圈！这个时候我真正明白了你说的‘和学生同行’，我觉得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

　　　　长年跑这条线路，村民和张桂林都成了熟人，没事的时候经常会聊几句。每到菜农上车的站点，张桂林都会下车看着，身材高大的他时不时给菜农搭把手。记者看到，两个菜农因为箩筐摆放位置有些争议，张桂林说了两三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笑起来，很快按他的指挥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