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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双向奔赴 共赢互鉴——中国大熊猫金丝猴双宝文化艺术展暨双宝邮集图鉴法文版新书发布仪式”，也于当地时间11月18日在法国巴黎新华社巴黎东方中心举行，展现大熊猫与金丝猴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生动讲述中法因“双宝”结下的深厚友谊。

当然，“新子学”不仅有对中国性的描述，也会有关于文明一般问题的探讨，由此实现从特殊到普遍、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建构的跨越。“新子学”将从人类文明共有的一般性问题切入，对比孟子等先秦诸子与国外古今学者在文明构建理念上的异同，由此理解文明间的差异、探讨文明对话的方向。“新子学”将平章百家、融汇中外，在现代的语境下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从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寻找答案的过程是漫长的探索之路，虽然会很曲折，但为之付出精力是值得的。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