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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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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依靠演员扮演人物，以“代言体”铺展剧情，通过演员表演将人物性格、情感以及道德观念传达给观众。梅兰芳回忆有一年夏天在中和园看谭鑫培演《碰碑》，谭鑫培在第二场出场时的一个身段，将两手藏于白胡子下，巧妙表达了寒冷之感，让梅兰芳在六月盛暑中几乎忘却了炎热，深感气候仿佛真变了。梅兰芳感叹，身为演员的自己尚且被谭鑫培深深带入戏中，其他观众更是沉醉其中。谭鑫培将杨老令公兵败荒郊、内外交困、救兵不至、望子不归的悲凉氛围淋漓尽致展现出来，因此引发了观众深刻共鸣。京剧演员以通感之心，将戏情戏理深深植入观众心田。正所谓：“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观看时，若能通过演员的身段、眼神、语调等细微之处，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与剧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并在道德上得到启发，便是看懂了京剧所蕴含的人心向善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