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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在书中写道，宋徽宗的艺术生涯与他的命运起伏紧密相连：没有他好大喜功的性格、对祥瑞的痴迷，就不会有《瑞鹤图》《祥龙石图》《雪江归棹图》这些旷世之作；没有他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就不会有艮岳奇石和那些精美的花鸟画；没有“北狩”的经历，也不会有他晚年凄美婉约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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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邓寒松带领学生对湖南省炎陵县十都镇密花村开展了文旅资源调研，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绿色森林资源，为该村铺垫了一个天然的避暑休闲基础,但村庄内无避暑配套的休闲环境和设施，缺乏文化娱乐的时代功能，从而影响了避暑经济的发展。他们将调研的方案设想向村委和镇委进行了汇报，建议在村内建设一处集健身、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文化广场，并最终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
香港内部最准的资料免费公开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