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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节点的佳作，构成了国产片的优秀“成绩单”：春节档的《热辣滚烫》《第二十条》《飞驰人生2》，暑期档的《抓娃娃》《默杀》《逆行人生》，中秋档的《野孩子》《出走的决心》，国庆档的《志愿军：存亡之战》《只此青绿》，年底的《好东西》《雄狮少年2》……

承载着中国女排这个宏大的题材，《夺冠》也开创了中国体育电影的先河，留下了珍贵的时代影像。有淘票票用户表示，“这个时代太需要女排精神了”、“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电影了，更是一个属于所有中国人故事”。《夺冠》的上映，也标志着出品方阿里影业继《烈火英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一批影片后，推出的又一部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的作品，也为国内电影市场主旋律商业片持续做出探索。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