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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

20世纪初，全文佚失千载的韦庄《秦妇吟》诗篇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而再次面世。百余年来，在英、法、俄、日各地馆藏中累计发现敦煌《秦妇吟》写本11件（英藏为S.系列编号，法藏为P.系列编号，俄藏为Дх.系列编号，日藏为羽系列编号），篇幅上既有纵横26.7×185.3cm（P.3381）和40.6×174.9cm（P.2700）之长卷，亦有无法确定形态、不足5×5cm（Дх.10740-13）之断笔，装帧则卷轴、册页均有所见。这11件写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涉及历史、文学、思想、教育、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其中带有题记的6件写本，分别记载着它们曾经从属于寺学、私学或官学学生的历史过往，鲜明地展现出这一诗篇当时在敦煌地区教育领域的普及应用情况，反映出当时中原流行文化在多民族的敦煌地区所获得的高度心理认同，从一个新的侧面再次证实了两地在历史地理和思想文化双方面的源远流长。

　　　　据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负责人介绍，此次“上新”的文物于荆州地区发掘出土，以青铜器、玉器为主。这些文物不仅展现了古代楚国工匠的高超技艺，更反映了楚国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为研究楚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