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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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