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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宁》的舞台呈现让一场“犯罪”更加全方位、立体声，基于新闻事件抽象的想象被实际的场景、人物替代，他们以第一人称进行真实或虚伪的表达，欺骗与被欺骗不仅存在于角色之间，也存在于观演之间。除此以外，角色情绪的积累与流动，个体之间能量的传递与对峙，隐秘处的恶意与光明处的美好皆入眼底，多面的人性与复杂的情感终汇聚成巨浪海啸，扑面而来。

还有学者根据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阅读习惯，研究智能手机是如何放大“自我”的——人们被“同质化”的算法围猎，无须再面对不同的“他者”，就像不断被点亮的屏幕里常常映衬出的不过是自己的面孔，这种情况让社会学者担心不同意见之间的“理性协商”将变得愈发困难。同时让人警惕的是，自我的中心化和自我的脆弱化通常是一体两面的过程，这多少能解释眼下社会情绪问题的一些趋势。

　　　　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