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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孟子集注》在元明成为科举时应答的标准，它亦确立了近乎经学的地位，人们渐以权威视之，其僵化的趋向也愈发明显，而心学一脉的崛起则再次释放了《孟子》原本作为子书的活力。前文提到子学传承者与先秦诸子具有相近的实践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诸子与子书不以权威视之，双方有一种平等的、近乎知音的关系。而心学家面对着已然成为经书的《孟子》，他们仍然能高扬自身的道德主体性，欲发明自己本心来遥接先圣，与之实现精神上的会通，这显然有着子学传承者的气质。既然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实践活动便是先圣真精神的展现，自己阅读经典时偶然间契合于己心处才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由此“六经注我”从最初的理论命题发展为诠释模式，这在《四书评·孟子卷》《四书遇·孟子卷》等晚明孟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此时已归入经学的孟子学获得了新气象，在当时的经书研究中独树一帜，而这又与子学式传承模式密不可分，在这里，经学与子学互补而相得益彰的规律再次得到验证。

吴楠是严健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几乎每周，严健都要和吴楠进行一次单独讨论，听他阅读文献的想法，参加学术报告的感悟，以及实验操作的困难，还指定一名博士后结对帮助吴楠。并把他送到香港的实验室，让他在国际化的学术环境中成长。在严健推荐下，博士毕业后的吴楠留在西部，把所学的基因组学技能结合到临床研究中发挥价值。

　　　　今年6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最新成果，共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928件（套）。日前，“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在海南正式与观众见面，其中有13件（套）珐华彩瓷器备受瞩目。这些珐华彩瓷器十分罕见，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彩瓷器更是首次在沉船中被发现，证明了明代中期景德镇珐华彩瓷器外销，为寻找窑址、厘清来源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