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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母婴室建设，主要是由部门和地方文件进行规范。”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占良表示，这些文件法律层级相对较低，缺乏权威性和强制力，对相关责任主体的约束力不足，导致一些公共场所和单位对母婴室建设不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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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其实在由警察负责主办的普通刑事案件中，韩国检察官也并非“坐而论道”的中立审查者，而是积极作为的侦查主体。本剧中，当主管该案的检察官刘硕质疑朴警官的办案结论，不同意以自杀轻率结案时，并没有简单地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尽管法律上他有权这样做，而是带着朴警官一起分析证据、研判案情，指出该案中存在的证据疑点，并具体地指导朴警官如何进一步收集证据，甚至亲自参与询问证人“都教授”。当时并未将都教授列为嫌疑人讯问，而是作为知情人即证人进行询问，都教授也是被请来配合调查的。所以，当都教授发挥特异功能从询问室突然消失后，并未被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以及追究法律责任。最终，正是在刘硕检察官和朴警官的联手调查下，该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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