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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诞生了很多独具匠心的文化传播方式，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得益于造纸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从魏晋时期开始，纸张逐步成为典籍文献的主要载体，而始于唐代、精于宋朝、盛于明清的印刷术则使典籍文献得以化身千百，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成伟介绍，实际上，人工智能给出的建议在全面性上是超过人的。但目前来说，我们还需要给人工智能进行专病的训练，就好比带小孩一样，要拿很多正确的习题或者说病例来训练他、“投喂”他，必须得教他1+1=2、不能是1+1=3。训练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我们需要保证前期训练的内容是正确的，但这种“数据清洗”的过程非常耗时，需要专业的人去“标化”，所以我们到这一步还有一段距离。而患者和医生所用的模型是不一样的，现在已有的数据库可以回答一些诊断问题，但它所用到的训练材料不是非常专业、广泛的正确材料，它可能只是用一些指南或者教科书等很成熟的材料进行训练的结果。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文少卿，负责学校的分子考古学实验室，一直聚焦于中华文化的“源”与“流”。实验室对北周武帝宇文邕和阿史那皇后等6例贵族，以及多例平民的骨骼样本进行稳定同位素古食谱分析，发现当时大多数贵族的饮食习惯与蒙古高原游牧人群的饮食习惯相似，而平民则与华北平原等农耕区人口的习惯接近，这无疑为进一步了解中古时期中国核心地区农牧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