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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国，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检察官才是法定的侦查主体，警察只是检察官的辅助机构，两者是指挥与被指挥的“将、兵”关系，此即所谓检、警一体化体制。据此，警察仅享有实行侦查即执行侦查的权力，侦查程序的启动和终结权，都掌握在检察官手中，没有检察官的同意（明确指示、指挥），警察不得展开侦查，更无权终结侦查。所有的刑事案件在侦查完毕后，都应当经由检察官的审查并以检察官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方式终结侦查。因而，在韩国刑事诉讼构造中，审查起诉隶属于侦查程序，系检察官终结侦查程序的法定方式，这就使得整个侦查程序，完全被检察官所主导。

汉代白玉辟邪是故宫博物院现藏年代最早的和田子料玉器。辟邪是传说中一种能驱走邪秽的神兽，原型为狮子。狮子产于西亚、北非等地，西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与传统翼兽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兽——辟邪。

　　　　哲学化的《孟子》研究早在宋明理学那里便有了端倪。哲学学科常关注一些普遍、本质的问题，宋儒深入挖掘《孟子》中心、性、天、命等形而上学概念的理论意蕴，兼收道家理论资源，将儒家固有的仁义礼智等原则置于宇宙论、本体论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中，使儒学与印度佛教的形而上学理论实现了对话与论争。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儒学由此具备了更鲜明的哲学形态，此时的孟子学不仅属于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也和印度、古希腊乃至近代欧洲的各种学说一样有着相同的哲学元素。现代新儒家基本延续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兴趣，同时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巧妙地融合在中国既有传统中，如借用神秘主义、道德自律等西方概念来发明《孟子》奥义，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随着哲学在现代中国实现了学科化，而子学、经学尚未找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的合适路径，现当代的孟子研究基本被统摄在哲学研究的框架下，“四书”中《中庸》《大学》的研究情况亦类似。